施密特沒有立即回答，他伸手拿起桌上那張全家福照片，輕輕擦拭了一下相框玻璃，然后遞給了趙振國。

照片是黑白的，但保存得很好。

照片上，年輕的施密特，那時頭發還是深棕色，臉上沒有皺紋，和一個年輕女子手挽手站著。

女子大約二十七八歲，黑色長發，東方人的面孔，眼睛很亮，笑容溫婉。兩人中間，是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金色的頭發，藍色的眼睛，但眉眼間有東方人的柔和。

照片的背景是柏林勃蘭登堡門，天空很藍，陽光燦爛。照片下方有一行手寫的德文日期：61年8月12日。

第二天，8月13日，柏林墻開始修建。

“這是......”趙振國抬起頭。

“我的妻子，李槿禾。”施密特說，聲音很輕，像怕驚擾了什么，“她是中國人。56年，她來東柏林留學，學機械工程。我們在洪堡大學認識，59年結婚。60年，我們的女兒安娜出生。”

他接過相框，用手指輕輕撫過照片上女子的臉：

“61年夏天，我們帶安娜回她的老家海市探親。我們在海市待了一個月，見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八月初，我們返回德國，拍下這張照片。”

施密特頓了頓，眼睛望著窗外，但目光沒有焦點，穿透了時間和空間，看到了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代。

“8月13日，李下班去幼兒園接我們的女兒，想回家的時候，柏林已經被隔開了。我在西柏林，李和安娜在東柏林。她倆再也回不來家了。”

趙振國屏住呼吸。

“十八年了，我只能隔著一堵墻，遠遠地看著我的愛人、我的女兒......”施密特的眼眶紅了。

“趙先生，我給你這些資料，”他把相框輕輕放在茶幾上，雙手交叉放在膝上，看著趙振國，“是因為李。如果她知道，我幫了她的同胞，幫了她的國家，她一定會高興的。這可能是......我唯一能為她做的事情了。”

趙振國手里的文件夾沉甸甸的，不僅因為紙張的重量，更因為里面承載的東西，一個德國工程師十幾年研究的結晶，一個丈夫對妻子深沉的愛，一個被時代撕裂的家庭的悲歡。

他不知道該說什么。安慰？同情？這些在這樣沉重的現實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看看手表，他該走了。

“施密特博士，”他站起身，雙手捧著那個文件夾，“這些資料，我會認真學習的。也請您......代我向您的夫人問好。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

施密特也站起來，握了握他的手：

“謝謝。照顧好這些資料，用好它們。這就是對我，對李，最好的回報。”

——

六點十分，趙振國回到酒店。

剛走進大廳，就看見唐康泰坐在休息區的沙發上，面前放著一杯咖啡，但顯然已經涼了，沒有冒熱氣。

“唐主任。”趙振國走過去。

唐康泰抬起頭，臉上沒什么表情，“回來了？談得怎么樣？”

他早上就覺察到趙振國偷溜出去，但并沒有拆穿。

“他給了我一些資料。”趙振國打開文件夾，給唐康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