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我認為這個‘利益’，是雙向的，是符合國家開放搞活大方向的，并非簡單的金錢交易。”

“其一，是市場準入和長期合作的利益。”

趙振國伸出第一根手指，“我們現在重點是解決國防急需，但國家建設百業待興，未來在民用領域，比如重型機械、精密儀器、汽車制造甚至未來的能源開發，對高性能特種鋼材、先進加工設備的需求將是海量的。這是一個西方企業都垂涎欲滴的、潛在的巨大市場。”

他頓了頓，繼續解釋：“我們可以通過周爵士，向那些有技術、有遠見的海外華商乃至與他們有聯系的外國公司，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誰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以某種‘合規’的方式（比如技術咨詢、設備升級、人才培養），給予了我們力所能及的、真誠的幫助，誰就將在國家未來的經濟建設和市場開放中，占據有利的合作位置，獲得優先的考量。

“這不是承諾，而是一種基于互信和長遠眼光的戰略預期。對于商人而，尤其是精明的華商，他們看得懂這背后的巨大商業潛力。這比一次性付給他們一筆高昂的、風險極大的‘信息費’，要有吸引力得多，也更可持續。”

“其二，是技術轉化和共同發展的利益。”

趙振國伸出第二根手指，“我們并非一味索取。在某些我們自身有積累的領域，或者在未來，我們消化吸收再創新之后，也可能產生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技術。屆時，我們可以通過合理的商業途徑，與這些早期的‘合作伙伴’共享發展成果。這是一種著眼于未來的、互利共贏的模式。”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是‘名’與‘實’結合的利益。”

趙振國的語氣帶著一種深切的認同感，“對于周爵士這樣的老一輩愛國華僑，‘愛國’本身就是他們最高的精神利益和人生價值所在。他們渴望看到祖國強大。如果我們能讓他們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幫助，如何具體地轉化為國家實力的提升（比如我們坦克炮管的進步），并且國家以適當的方式（不一定是公開的）銘記和認可他們的貢獻，那么，這種精神上的滿足感和榮譽感，對他們而，是無價的。這‘名’與商業上的‘實’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最牢固的合作紐帶。”

趙振國最后總結道：“所以，王老，我認為，我們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對方的無償奉獻上，而是要設計一種符合經濟規律、兼顧雙方長遠利益、并能將其愛國情懷具象化和升華的合作模式。這樣，他們幫忙，才幫得安心，幫得持久，我們也才能更有效地借助這股力量。”

王老爺子聽完趙振國這番條分縷析、既務實又充滿戰略眼光的闡述，久久沒有說話。

他重新戴上老花鏡，目光再次掃過計劃書上那些關于“外部借鑒”的謹慎措辭，仿佛要透過文字，重新審視眼前這個年輕人。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種復雜的感慨和一絲贊許：

“看來，讓你去小本、去港島，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去得非常值，你學會了從更宏觀、更實際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利益’……你說得對，有時候，坦蕩地談利益，比空喊口號，更能成事，也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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