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格物院的“道統”之爭，沈淵沒有選擇在經義上與之糾纏。

他再次請朱由檢親臨試驗田和京郊新建的、采用新式水力鼓風機的冶鐵坊。

在冶鐵坊，朱由檢親眼看到，采用焦炭和新式鼓風技術后，生鐵的日產出的質量和數量都遠超舊式作坊。

沈淵指著那奔流的河水和轟鳴的機械，對皇帝說道：“陛下，此物之力，可抵百名健夫！若將此力用于打造農具，則耕地倍增；用于打造兵甲，則軍力強盛！格物院所究之‘理’，便是駕馭此等力量，富國強兵之‘理’！這與圣人所‘利用厚生’，‘開物成務’，有何相悖？”

實證面前，任何空泛的道理都顯得蒼白。

朱由檢當即下旨，褒獎格物院“學以致用，功在社稷”，并明確其“探究天地萬物之理，以利國計民生”的職能，從官方層面肯定了其地位。

對于工部、漕運的軟抵制，沈淵則采取了分化瓦解和另起爐灶的策略。

他通過內衛，摸清了工部內部哪些官員是單純的守舊，哪些是與勛貴利益捆綁過深。

對于前者，他讓孫承宗、徐光啟等人私下接觸，展示標準化和新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和潛在利益（如節省的銀兩可用于其他工程，或作為部門績效），試圖爭取其中立甚至支持。

對于后者，則繼續搜集其貪腐或不法證據，以備不時之需。

同時，他加大了對登萊孫元化的支持，利用“信用債”資金和皇帝內帑，幫助其在登萊建立相對獨立的軍工和造船體系，并鼓勵其與南方海商直接接觸，采購原料，部分繞開工部和漕運系統的掣肘。

盡管阻力重重，但沈淵推動的維新種子，還是在帝國板結的土壤中，艱難地扎下根來。

“標準化”理念在京營和部分邊軍中得到認可，火器質量與維護效率的提升是實實在在的。

“信用債”雖然規模不大，但初步建立了國家信用的概念，為朝廷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

“皇明格物院”在皇帝的背書下，吸引了一批真正對科技感興趣的年輕士子和工匠，薄玨等人對農業氣象和水利的研究，開始在局部地區產生效益。

高產物作和以工代賑，在陜西等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困。

然而，沈淵和朱由檢都清楚，這一切僅僅是開始。

改革的根基遠未牢固，反對勢力只是暫時改變了策略，并未消失。帝國的財政依然捉襟見肘，北方的皇太極在舔舐傷口，陜西的李自成、張獻忠等殘余力量仍在暗中積蓄。

更重要的是，隨著改革觸及的利益層面越來越深，潛在的反對力量也越來越龐大。

下一次風暴，或許將不再局限于朝堂的奏章攻訐，而是更加激烈和不可預測的形式。

朱由檢看著案頭堆積的、關于清丈田畝、改革稅制的初步構想（沈淵已開始悄悄準備下一階段的改革藍圖），再“聽”著沈淵心中那份既要步步為營、又渴望加速前行的焦灼，深深感到，駕馭這艘帝國巨輪轉向的艱難。

“先生，前路漫漫，你我當更加謹慎，亦需更加堅定。”皇帝的聲音在寂靜的西暖閣中響起，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但更多的，是破釜沉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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