驟聞此，荀貞吃了一驚。

“殺了人？”

典韋應道：“是。”

“殺的誰人？”

“應是那鄉亭里的鄉民。”

荀貞令道：“停車。”

典韋應諾，即遣車外的衛士立刻去前、后傳令。

戲志才、荀攸、程嘉、劉備、姚昇等人的坐車就跟在荀貞的后邊，荀貞這一停車，他們紛紛下來，都來至荀貞的車外，來的路上，已從衛士們的口中得知了州吏殺人之事。

荀貞吩咐程嘉，說道：“去看看是怎么回事，那州吏緣何殺人？”

程嘉應是，抬頭望去，見那鄉亭離路幾里遠，走過去一來一回得好一會兒，遂便要了匹馬，翻身騎上，帶了兩個騎士隨行，馳奔而去。

荀貞望著他遠去，心道：“州吏突然殺人，想來必應是與征糧有關。”

車中的臧洪、袁綏也想到了此節，兩人面面相覷。

荀貞問道：“這州吏殺人想來應是因征糧而起，類似之事，以往可有發生？”

臧洪、袁綏對視一眼，遲疑不作答。

荀貞看到他兩人的表情，心中已然有數，心道：“即便因為離得稍遠，他們又在爭執，州吏也許沒有看到我的儀仗，但我數千步騎緣路而過，聲勢浩大，州吏卻必然不會不知，然饒是如此，卻仍敢殺人，可見其膽大妄為，如此膽大妄為之人，料來也斷非是頭次殺人了。”

荀貞作為到任的本郡二千石，他的車駕前邊是有二千石的儀仗的，斧車、樂車、戟士等等齊全，退一萬步說，即使州吏沒有注意到他的儀仗，不知道他是誰，可他的步騎義從足有四千之眾，加上后邊家眷坐的群車以及拉運軍械、錢糧的大批輜重車，聲勢不可謂不大，一路走來，煙塵滾滾，那殺人的州吏肯定不會看不到，以常理而推斷之，即便不知這是新任本郡太守的隊伍，能帶這么多步騎、輜車的也只能是有數的“大貴人”，任何人面對此種情況在做決定時恐怕都會謹慎許多，可那州吏卻依然不管不顧地殺人，足可由此而見其人之囂張妄為。

荀貞又問臧洪、袁綏，問道：“以往遇到類似之事，張公都是怎么處理的？”

“張公”，這問得顯然是張超了。

袁綏是郡主簿，也就是張超的秘書，從這一層來說，他和張超的關系更加親密，因此在見到臧洪不肯作答后，他便躊躇片刻，措了下辭，出口答道：“負責征糧一事的是笮融，笮融與方伯同鄉，極得方伯信用，這征糧之人名為州吏，實為笮融私臣，此輩倚方伯之威，仗笮融之勢，向來都是橫行無忌，張公雖對之久懷不滿，奈何。”

“奈何怎樣？”

“奈何多次上書方伯，卻皆如石沉大海。方伯對此絲毫不理，放任笮融，張公亦是無法。”

荀貞前世時讀《三國演義》，書中的陶謙好似一個老好人，可能在亂世為一地諸侯的，又有哪個是厚道好人？陶謙這脾氣，恃才自傲、尚氣剛強的，連張溫的面子都不給，要知張溫那會兒不但是他的長吏，而且貴為車騎將軍，并已被朝廷拜為了三公之一的太尉，即便如此，陶謙還敢當眾羞辱張溫，更莫說張超了，就是十個張超一起來，他不想搭理就不搭理。

其實，陶謙不搭理張超，這還是看在了張邈的面子上。

張邈是黨人八廚之一，老牌的大名士，看在張邈的面子上，陶謙這才只是“不搭理”張超而已。要不然，不定陶謙會有什么羞辱、逼迫張超的手段使出來。

“志才、公達，你們怎么看？”

戲志才往鄉亭處望了望，程嘉還沒到，仍在路上奔行著。

轉回視線，戲志才說道：“且看那州吏是緣何殺人吧。”

“噢？”

“如是州吏有理，鄉人自取其死，此事自是不需再說。”

袁綏忍不住問道：“如是州吏無理呢？”

“如是州吏無理，漢家自有律法。”

袁綏呆了一呆，說道：“這。”

戲志才說道：“怎么？我說得不對么？”

袁綏說道：“君固是，然今州內黃巾雖平，州中卻仍多有賊亂，青、兗黃巾又復在外窺伺我境，州中安危而今悉在方伯一身，如是有違方伯之意，我恐州中會別起事端啊！”

陶謙催征不息，極大地損害到了徐州本地勢力的利益，而之所以如趙旻、王朗、陳登、張昭等這些徐州本地的士人，不管是配合陶謙、亦或是不配合陶謙的，對陶謙的此舉雖多有進諫，但流露出的態度卻都并不是十分激烈的一個主要緣故就是如袁綏所說之：州中安危而今悉在陶謙一身。

相比性命，一點身外之物，一點浮財，一點糧食，都不是那么重要。

更何況，如趙旻、王朗、陳登、張昭等，包括袁綏、臧洪這些人在內，他們多是本地的冠族右姓，把持著本地的政事，陶謙征要的這些糧，他們可以輕松地將之全部或大部地轉到本地的貧民、黔首身上，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出的糧和他們實際上該出的糧之間有著很大的一個差額的，他們在經濟上固然是因此而受到了一定損失，可這份損失還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徐州本地的勢力尚且是這么想的，況乎作為外地人的那些郡國的長吏們？

他們能上書州府、勸諫陶謙幾次就很不錯了，聽不聽是陶謙的事兒，至少他們自覺已經盡到了他們最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