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文獻記載，洪武十三年的時候，吏部上書：“稅課司歲征額米不足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

而這里的五百石米，大致折合二百五十兩至三百兩。

也就是說，有三百六十四個稅課司，一年收上來的商稅，還不到這點錢。而當時全國的稅課司總數量，僅僅只有四百余！

換之，整個大明國內，一年收上來超出三百兩的課稅司，僅僅只有三四十個……

而這也從側面佐證了一點，大明的商稅數量，可憐得令人想哭。

加上歷朝歷代“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慣性思維，老朱做出海禁政策，就當時來說，是存在著一定合理性的。

老朱的錯，不在于海禁，而在于他太過偏執，希望一個固化的框架來運行大明，不允許后世接班人擅自改變“祖宗成法”！

別以為朱老四開放了海禁，他并沒有，哪怕是鄭和一次次遠航，創造了屬于中國人的海上傳奇，但這只是官方的遠航活動，不是民間的，而且整個過程中，民間遠航事業也沒有開啟。

雖然后來有隆慶開關，但大明的航海事業已經受挫。

顧正臣之所以在此時對工部尚書等人提出遠航建議，是為了借他們之口，去影響與改變朱元璋的意志。

因為在明年，也就是洪武七年九月初九，朱元璋將會廢罷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提舉司，這也意味著海禁的進一步強化！

若任由海禁步步強化，那大明王朝想要重開大海，三十一年內是別想了。

可想要拉動大明的國庫收入，海運海利是很難舍棄的一環。

當然，現在的市舶司運作很失敗，甚至是虧本運行，被裁撤掉無可厚非，關鍵是這種虧本不是民間與海外的貿易造成的，而是大明官府與海外諸國的官方貿易造成的，是老朱定下的“厚往薄來”政策造成的。

人家來一趟，帶來了五百貫錢的貨物，臨走的時候，老朱非要送人家三千貫的禮物，這長期以來，誰能承受得了，別說市舶司，就是世博會這樣搞也賺不了錢啊。

顧正臣很希望能尋找機會，改變老朱給大海上籬笆的意志，養廉銀或許可以作為推動官員說服老朱的一個引子。

“海上賊寇橫行，確實是個問題。然一味被動防守，既不利沿海百姓營生，也無法根絕賊寇。何況大海利在長遠，若是朝廷能興大海舟，遠航靖海，鋪平貿易之路。哪怕是以官為主，其利也不可忽視。就以香料來論，那東西運到金陵，頃刻便是大量銀錢……”

顧正臣小心地引導。

李敏、黃肅等人都知道香料這東西有多金貴，在金陵更是緊俏貨物，十兩銀未必能買來一斤胡椒。

顧正臣現在還吃不起香料，哪怕是后世，香料的價也不算低，香料這玩意值錢，以至于有些時候，明代皇帝直接拿香料當俸祿發，比如朱老四……

餅畫得很大，卻沒人下口。

黃肅嘆息一聲，無奈搖頭：“非工部不愿打造海舟，而是沒有旨意，哪怕是添置海舟，也是緊著向北運輸軍需物資，怎么會用來剿匪遠航做貿易……”

李敏凝重地說：“市舶司設置之初，陛下的心思是通夷情，抑奸商。你的心思，恐怕是想借官方貿易開出海路，而后引入商人百姓入海經商吧。這不可行，陛下不會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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