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上，有墨家全力相助，政事上，因商殃變法廢井田、重農桑、統度量、郡縣制的成功，亦使秦國變得富強起來，秦國開始由弱轉強，奮六世之余烈，終成劍指天下之強國。,

秦國變強后，墨者的地位卻開始變得尷尬起來，一方面，秦國對墨家有恩有義，墨家與秦國之間的關系已是千絲萬縷，斬之不斷，而秦國對墨者的信任始終不減，對于將“義”看得極重的墨門，實無法做出背棄秦國之事，然而另一方面，秦國變強之后，欲求霸業，開始攻打六國，顯然違背了墨家“非攻”的理念。

那時的墨者依舊堅持著只守城，不攻城的信念，并慢慢地從秦國軍方淡出，但不管怎樣，墨家的兵法、機關術、器械早已融入了秦國，在墨家數代的助力下，大秦不管是組織力還是兵器都要超出其它六國，為大秦一統六國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因信念不同，被迫與秦國軍方劃清界線的墨家，依舊得到大秦的重用，但“非攻”、“兼愛”本是墨家的兩大主旨，留在秦國的墨者已是沒有多少立場和余地再談論這兩點，一方面，墨家的“節葬”、“尚賢”、“非樂”、“尚同”、“節用”等口號依舊被秦朝官方大力推行，甚至成為了秦廷用來愚民的工具，但另一方面，“非攻”與“兼愛”是本，“節葬”與“非樂”等是末，本末倒置的墨家學說已是無法避免它的式微，并慢慢轉變成“墨俠”、“墨辯”兩系，也就是后世所說的“墨家后學”。

墨家本是擅長兵法，尤其是擅長守城術，但到了“墨俠”，開始變成以個人武力鋤惡扶弱，“俠”之一字，最早便是用在戰國末期的墨者身上。

而“墨辯”，則是以《墨經》為寶典發展出來的辯論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是變成諸子百家中精于詭辯的名家一樣的“左道”，雖然如此，墨家的機關術、邏輯學、籌算等巧技依舊在“墨辯”間流傳下來，只不過不再用于軍事，而是用于民間的水利、耕作等。

但就算如此，墨家學說依舊算是大秦的官方學說，只是刻意地避開了其最重要的“非攻”、“兼愛”這兩大主題。

直到秦始皇一統六國后，因韓非子“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之，秦始皇焚書坑儒，又收天下之兵，禁止墨武，原本就已經大不如前的“墨家后學”也受到重挫。

歷史在這里出現了不同的岔路，在劉桑上一世的歷史中，墨家隨著大秦二世而亡，漢朝以道家“黃老之術”治國，到了漢武帝時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董仲舒修改后的儒學開始大興，本是用以治國的黃老之術則被道教附以各種虛妄，變成了所謂的“長生之術”，儒與道成為了后世的兩大顯學，而法家雖然不“顯”，但外儒內法，實際上從來不曾被拋棄過。

而墨學卻徹底地失落于歷史的長河，漢時雖然仍有墨武出現，卻已不為人所關注，而真正算得上是歷史瑰寶的《墨經》和墨家機關、籌算等，也在獨尊儒術后被歷代帝王拋棄。

但在劉桑所穿越的這個世界，歷史的演變卻是完全不同。

在他的上一世，秦始皇雖然焚書坑儒，除了與農事、醫學有關的書藉，盡皆燒焚，儒者、方士之流皆被誅殺，但他自身壽命有限，只堅持了二十多年，諸子百家的各種學說只是受創，未能被真正禁絕。

但在這一世，服食了不死仙藥的始皇帝卻用了整整三百多年來推行他的決策，秦法不但極苛，而且極嚴，到如今，諸子百家當年的書藉都已無法找到，就連只有五千字的《道德經》都已失佚。

反而是墨家，因數代有功于秦，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保全。始皇帝雖然暴虐，卻從不愿誅殺有功之臣，而墨門對大秦之功績無法磨滅，再加上，不管是愚民也好，其它也好，墨家“非樂”、“節用”等勸百姓安于貧苦之提倡，確實符合他的心意，另一方面，連“非攻”、“兼愛”也在他一統天下后，得到某種認同全天下都是他的地盤，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自然攻無可攻，一體兼愛。

而墨辯一系的機關術、籌算先是用于民利，后又在攻打龍族，一統四海的大戰中，因制作飛船與“飛甲銅人”，發揮了極大作用，也正是因此，《墨經》、《胡非子》等墨家經典雖未流行于民間，在宮廷中卻也得以保全。

那時候的墨家，雖非戰國時與儒家并稱兩大顯學時可比，相比其它諸家，至少是殘存了下來，并在大秦湮滅，神州碎散后，再一次的走向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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