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也說“司徒同志是個不按常理思維的同志，但是政治覺悟是沒有問題的，處理問題的能力是高超的，我感覺在你提這個要求的后面還有文章，不妨說出來大家探討一下。”

“既然是這樣，那么我說一下本不是我應該考慮的話題，”我清了下喉嚨。“我國的現行體制基本上是在文革后期定型的，到了1界11中全會后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模式以后，各省的權利相對擴大了，在改革初期為了以點帶面，中央默許了沿海省市的進一步擴權，使這些省市發展迅速，成為我國經濟的龍頭，但是，我們畢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包產到戶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宏觀上看的全國大經濟和東亞聯盟的大經濟上看，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去搞各自為政和內部無效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在歷史上有著‘國家無計劃性和企業內部高計劃性’的階段，最后導致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他們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引進社會主義機制，開始了國家管理，國家干預，但是對于資本主義的根基‘私有制’，他們是不會動的，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在與社會主義在長期競走的耐力上遠不是社會主義的對手的根本原因。而我們社會主義吃虧在經濟發展時間短，國家基礎差底子薄，管理經驗不足，但是在中央集權這個關鍵環節上，我們有著他們無法比擬的優勢。有一利必有一弊，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對于管理人選擇的要求和標準要遠遠高于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含義也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這個管理人的選擇往往是這個制度的成敗關鍵，前蘇聯的教訓我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由于個別管理者的失敗導致國家的消亡，我國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過經驗和教訓的，文革的失誤就是人為的錯誤造成的。作為中央集權的管理者不能偷懶，不能輕易放權，明面上是說的放權給地方，使地方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調動更多的人的積極性，骨子里是打算少管點事情，少點麻煩，而地方上也會照此辦理，權利逐級下放，這才使很多人栽在權錢交換的泥潭里，反過來，下面也養成了對上敷衍搪塞的陋習，有些省里對中央欺瞞匿報其實是那些省里的干部自己也弄不清下面的事情，不得不為之。中央各部位對下面行使的是審批、監督、指導的權利，至于下面到底是怎么再弄，就是知道了也無約束力，最多是聯合幾個部門下去打擊一兩個典型，其他的照舊，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非法的事情在我國是禁而不絕的道理。

現在我國各省區的權利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關鍵是已經沒有了節制的有效辦法，只要各省完成或者超額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各項指標，那么就萬事大吉。至于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有多少水分，是否有利于今后的發展，中央也只能看他們妙筆生花的報告和聽他們的天花亂墜的匯報了。要想把這些權利收上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那么多基層政府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管理模式，已經過慣了他們現在的生活，一旦拿掉不出問題是很難的。”

聽到我說到這里，幾個常委都嘆了一口氣，這里的人大多都是在經歷過這樣的過程走到中央來的，對于我說的他們都有切身的體會。

“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要求中央的管理水平很高，要求我們建立的制度更加完善，也要求我們要更加辛苦。”我繼續說下去。

“在這一步還沒有達到之前，我們可以再分級管理，就是像剛建國的時候那樣，設立一些大區和特區，成立類似于西域委員會那樣短小精悍的機構，節制各省區，其實目的就是對省級班子削權，這種削權主要是在區域管理上和對他們是否廉正進行制約，其他的管理環節可以照舊，使他們的附近就有那么一個站崗的在看著他們，這個機構也可以在比較大的區域內統一協調資源和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對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這樣的大區機構相應的建立在軍區的基礎上比較合適，這又是一個結合點，經過幾次大裁軍，我們的軍隊徹底的與地方分開，不再干預地方事物，這是我們從戰爭體制走向和平體制的標志，但是，我們的國家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的軍隊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軍隊，在我們的軍隊宗旨里還有一條支援地方建設哪，問題是怎么在和平時期利用軍隊對國家的經濟保駕護航，并不是簡單的去抗洪救災，而是對內對外的一種威懾，兵法云‘上兵伐謀’，我們以前一直把這支軍隊用于對外的威懾，其實它的意義更大的是對內的威懾，特別是對地方的那些**分子分裂分子的威懾，寧夏王述昌一案如果我們沒有軍隊的威懾，解決起來恐怕不會那么順手，西域能夠在短短的不到兩年里起到這么大的變化不能不說軍隊在那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成立的大區委員會不會有龐大的機構，只是在地域性決策上平衡幾個省的聯系，軍隊還是那些軍隊，也不會去干涉地方上的任何活動，但是，它的代表卻坐鎮在這兩者之間，你們說，相對于那些省市的領導還有比這樣的威懾來的直接的嗎？更何況他們本身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這樣的機制起碼可以緩解我們現在中央和地方政令不通的矛盾。

中央政治局里不乏人才，各位也有不少是從軍隊出來的，大家走出去各自分管一攤好過在這里磨牙，更何況現代通訊手段可以隨時把大家聯系在一起。為了防止成為地方勢力，中央也會有另外的監視系統，再說，對于我們的軍隊大家都是了解的，為國家和民眾辦事，軍隊會支持你，要想謀私利恐怕就要把腦袋別在褲腰上去干了，我在下面的體會是，只要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利益，支持你的一定是大多數，跟在你身邊的人也會由低級變的高尚起來。我的想法是現行的體制該變革了，但是我們不要大張旗鼓的去弄，好像當年趙匡胤削權的時候也不過是一杯水酒而已，難道我們還沒有他有智慧？”說完這些，我低頭喝水，不再開口了。

我的話深深的刺激了在座的人，書記處的幾個書記在那里擦拭著模糊的眼鏡，改制的問題已經提了多年，但是始終進行不下去，來自各方面的鉗制太多，敏感的話題每回是一提即止。

“我說幾句，”總理說話了，“司徒同志的想法給了我很大啟發，以前我們一討論改制就牽出無窮無盡的話題，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陷進了就是論是，就理論理的陷阱，其實我們簡單的一想也就明白了，我們的民族是擅長于漸進的民族，急風暴雨的革命也有過，但是在解決國計民生的問題上歷朝歷代都是漸進的，盡管在改革初期的時候，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我們還是摸索著過來了，我們原來想的改制問題其實在以前也逐步的進行了，有的是猛了一點，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滑坡，后來我們變的精明了，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平穩的過來了，國家金融**造成的大數額的死賬呆帳我們經過努力實現了軟著陸，而前蘇聯的急風暴雨般的變革以國家的消亡而告終，這也就是今天司徒提出來的設區削權的真實含義，設立一個中間機構對于各省區沒有人事上的影響，也沒有表面上的體制變化，但是內涵卻大的無邊，它不僅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促使了地方的之間的協調，有“八府巡按”坐鎮，老百姓也開心，更是極大的威懾了那些**貪官，同時也為我們今后的改制摸索經驗打下基礎，我贊同這樣的設想。”

主席這時也說話了，“我也同意司徒同志的設想，我們的軍隊不是放在那放炮仗拍電影的擺飾，保駕護航要有更多內涵和更廣泛的外延，司徒的設想很好的解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在具體實施時的矛盾，也解決了中央和地方中間的真空地帶，對于各級官員的任命也加入了新的監察機制，那些到中央來跑官要官的人活動的空間變的更窄了，但是也要求我們這些人的管理水平和政治水平更高了，同志們，我們身上的責任重大啊，但是，大家要都像司徒這樣憂國憂民還擔心我們的國家不富強嗎？還擔心我們的民族不強大嗎？我建議，政治局現在要討論的不是實不實行這個設想，而是怎么去實行這個設想，下面繼續討論。”

主席的話已經給這次會議定了調子，后面的發展就是另一翻天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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