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我收到了鄧發祥的檢討報告，內容極其詳盡的剖析了自己的為官之道，很難得的對自己做了一個評價，最后請求組織給予處分，并要求給他機會改正錯誤。他在報告里寫到，

“我是在河南農村長大的苦孩子，16歲到縣城上高中以前我沒有穿過新衣服，我從來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樣有那么豐富多彩的業余生活，貧窮使我整日與書籍為伍，也正因為這樣的條件，我考上了武漢大學政法系，畢業后我回到了河南新鄉，從一名鄉司法股的股員干起，那時我也有雄心壯志，在工作中我兢兢業業，其后在不同的崗位上我干了8年，這次甘肅省出現的上訪風波，我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對于省委一斑人也沒有管理好，追索根源是我在多年的官場養成的惰性和忍性在作祟，我在歲的時候擔任河南新鄉市的市委副書記，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春風得意，少壯有為，在主觀抓工業企業的時候，我那個時候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對企業的**重點打擊，大力扶持新興企業打入市場，成績卓著，可是等待我的卻是一紙調令，把我弄到河南偏遠的西峽縣去擔任縣委書記，那是一個窮縣，我開始還沒有感覺什么，可是后來我的一個同學，在省委組織部當處長的實權人物告訴我，我在新鄉的舉動傷害了某些大型企業的利益，也傷害了他們的感情，他們在中央告了狀，當怪罪下來的時候，市委書記沒有擔擔子，而是把功勞攬過去，把缺點留給了我，最后，市委書記順利的調省委工作，我卻平調到西峽去了，我的同學告訴我，做官不可張揚，不可不瞻前顧后，無為既有為，有為則有過，對于他的這些論，當時我是不以為然的，西峽年，我在那里干的不錯，后來有調三門峽市委任副書記，那個時候正是我年富力強的時候，當時的市委書記后來因為**被雙‘規’了，一時由我主持工作，在打擊**的斗爭中我堅決不手軟，弄的牽扯面很大，有些都觸動了省里的一些干部，沒過多久，我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進中央黨校高級干部斑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我進去是因為在三門峽搞的動作太狠，可是我自己又沒有把柄給對方，對方只能用進黨校的辦法把我先行調開再說，等我畢業回去的時候很多案件已經結案了。我知道我又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不知道今后會是什么結局，這時候，浙江寧波市委書記跨臺了，由于我在中央黨校的一篇論文，中組部安排我到那里去擔任書記工作，這一次可以說是因禍得福。

寧波歷來是富庶之地，倒在這里的干部不計其數，一上任我就感覺到人事關系復雜，而我這個空降來的外省人基本上是兩眼漆黑，我在寧波力求不犯錯誤，也不搞大得動作，省委領導夸我穩健，識大體。年后我又被調回河南，擔任鄭州市委書記，無為真的使我升了官，那時我剛剛40出頭，就是一個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了，還是省委委員，許多省里的干部夸我進步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鄭州市是河南得經濟中心，那里得工作好做，大城市嗎，受輿論監督的程度要高過其他得地方，自己一身正氣也得到不少好評。四年后我順理成章的升任為省委副書記。在擔任河南省委副書記的期間，我又一次進中央黨校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親耳聆聽了總書記的講課，深感肩上的擔子重大，深感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回到河南后，我在分管的經濟和政法兩大領域大刀闊斧的實行改革，使河南在那個時期解決了一系列歷史遺留的問題，特別是幾個上市公司的重組問題，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可也就是我干的歡實的時候，又是一紙調令把我從河南調到了甘肅，還是擔任省委副書記。從一個人口9000多萬的中原大省的第三把手調到西北的貧窮省份擔任第五把手，這說明了什么？正像個別人說我的那樣，這幾年驕傲了，尾巴‘翹’上天了。在河南的工作顯然是又觸動了一些人，又沒有按照官場上的規則進行。

我是一個在政治上沒有背景和后臺的普通人，一顆做人的良知和**員的黨性制約我在為官的時候不貪污不腐化，但是，宦海的沉浮使我明白了為官不可張揚，也不可過于標新立異，政績的好壞，官聲的好壞都不在于老百姓是怎么看而在于官場里的同僚和某些實權人物，于是，我開始奉行一條‘千萬不如一默’的為官之道，在各種會議上輕易不發，也不公開表示我的政治觀點，也學會了打太極，在甘肅八年，我穩步的從第五把手升遷到第一書記這個位置，但是我知道那些在我后面的人會時不時的打我的黑槍，會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在甘肅省委的工作崗位上，首先就是我的不作為，我忘記了自己是國家安排在這里負主要責任的‘封疆大吏’。在我擔任省委書記這幾年里，甘肅省的業績平平，可是我的位置卻越來越穩固，我不得罪任何人，也不去抓別人的小辮子，自己也不培養自己的勢力和小圈子，但是在思想上已經離黨的要求越來越遠了。從根本上講也是自己對于國家和民族的認識走進了一個個人利益的怪圈，我在政治上沒有野心，能夠在現在的位置上全身而退是我最大愿望，我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有多少輝煌，但是也決不想走在大街上被人戳脊梁骨。因此我在執行上級的指示時候與其說是覺悟高不如說是一種習慣，對于上級的指示我只是簡單的執行，能在精神上領會多少很難說，長期以來，我就是簡單的這么工作，也消磨了不少時光，這一次張掖會議后，我仍然是用這樣的態度去工作，在西域改變自然的這么復雜的工程中得過且過怎么能不出問題？司徒書記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問題，盡管在上訪期間我是堅決的站在改革的這一邊，但是在思想上我并沒有做好面對復雜局面的分析和對策準備。出現上訪事件以后，被動的應付，甚至有妥協中立的念頭，完全失去了一個黨的高級干部應該具備的原則性和立場。

當事件平息以后，我仔細的反省自己，這么多年來，我也像司徒書記說的那樣，在思想上已經腐化墮落了，這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意志上的**，是對不正之風的妥協和讓步，當我們在黨旗下宣誓的時候，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個人的利益而入黨的，可是在工作多年后卻陷進了個人主義的泥潭，把黨內的逆流，不正的思想當成為官的主流，對于那些明哲保身不作為的所謂為官之道從看不慣到逐步適應，進一步則認同，最后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由于這種個人主義思想的泛濫才使自己對所謂為官之道有了共鳴，才使自己放棄了對國家和對人民的忠誠，我雖然在物質上不腐化貪污，但是思想根源與那些**分子如出一轍，我相信有這樣的想法的干部不會只有我一個，正所謂許多干部的清廉不是靠自身免疫力的提高，不是靠黨性和人格在保證，而是威懾于國家法律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非不為而是不敢為爾。

多年來的宦海沉浮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消磨了我的斗志，今年我已經56歲了，能夠為黨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看到國家今天的大好形式，我十分汗顏，我請求組織上給我處分，也希望組織給我機會讓我彌補過失。”

對鄧發祥的報告我很滿意，能夠有著這樣的認識，不經過振聾發聵的自我剖析使做不到的，這樣的干部本質是好的，根子出在個性的不夠堅韌，沒有正確的理解官場上的正反斗爭。我批閱后上送中央，我在上面寫著，“我們黨有許多優秀的忠誠的有能力的干部，由于政治環境等因素，磨平了棱角，消磨了意志，做事情瞻前顧后，畏首畏尾，已經養成了習慣，鄧發祥同志的檢討對這個問題的剖析有見地，有想法，希望中央重視這樣干部的思想問題和引導他們恢復朝氣。”

甘肅省的事情也提醒了我，在西域其他幾個省區我們也進行了大面積的干部整頓和清理，在思想上路線上端正了干部隊伍的認識，在組織上純化了干部隊伍，在形象上給廣大民眾一個交代。同時我們還加大了各種監督機制，加大了干部工作和個人資產的透明度。

到了這年的8月份，喜馬拉雅山已經貫通了三條隧道，第四條隧道已經開挖，由于我們是打通風隧道，許多隧道的技術要求降低了很多，現代挖掘技術又十分的先進，隧道的開鑿比我們想象的要容易和成本低，有人說，可以利用隧道聯系兩山之間和出境的公路，其實在設計隧道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想過這個問題，那是不行的，通風隧道一般都在風口之處，隧道里的風力平時都在五級以上，大的時候超過十級，基本上沒有可能做通道之用。北面的阿爾泰山也貫通了一條隧道，在進行隧道建設的同時，開鑿施工人員發現和發明了高山洞穴效應，在解決高原人類生存方面起到了里程碑的意義。在隧道開挖的時候，就有將近5萬多人的內地移民來到了西藏，他們很快就在“洞穴”里安家落戶，當年就具備了收獲的條件。

在玉龍冰川上的“冰礦”也開始采集了，僅僅4個月我們就超過4000萬立方，由于我們對冰川的開挖，使開挖附近的冰層受到震動，融化的速度也大大的快于往年，喀爾喀什河水今年比往年的流量大了一倍多，下游幾個原來的小水庫都蓄滿了水，還只建設了一半的大型水庫，我們也把底層開始蓄水，讓水浸潤一下地表。豐厚的雨水使和田地區的草灘面積在今年增加了40%，在沙漠的邊緣竟然奇跡般的下了好幾場暴雨，打破了歷史上的降水記錄。

青海省今年的降水明顯的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記錄，青海湖面時隔千百年后，第一次沒有再縮小了，許多湖畔的水草茂密的生長著。

航拍回來的照片顯示，已經干涸了的羅布泊今年又開始有水出現了。那幾個早就無水的甘泉，今年也“冒”水了。

甘肅省的移民工作進展順利，東水西調工程已經計劃在冬季枯水季節開始動工，準備工作已經全面鋪開。沿途都是轟鳴的挖掘機的聲音。張掖地區對用水的全面休眠，立即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下游巴丹吉林沙漠的額濟納在干涸二十幾年后又見到了沼澤，綠洲已經開始萌芽，為此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特意給甘肅省政府發來了賀電，并資助甘肅張掖人民000萬元的資金，用于改善當地的環境建設。

我完全沒有想到，改變環境見效會這么快，如果按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會很快的改變這里落后的狀況。僅僅一個夏季，我們就向老天爺多要了十五億立方米的水，現在西域氣象部門成為最吃香的部門了，中央氣象臺也在這里進行專門課題的研究，各地都急于想在自己的地區也建立氣象部門，因為，天不會再是簡單的多云和晴天了，這里的天氣將變的豐富多彩，將會風雨雷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