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代表與日本方面的談判進行的很順利，日本出錢，中國出貨。曾經耗資巨大才生產出來的設備現在也就是一堆破銅爛鐵的價格。即便中央有安排，伍翔宇對此還是有些心痛。李潤石當然不會認為當年的投入只值現在這點價錢，但是李潤石看問題的角度卻不太一樣，他對伍翔宇說道：“現在這一切說明我們中國在不斷進步，進步就必然有淘汰，總留在昨天那是不行的。這個時代的變化太快了！”

這個時代的變化的確太快，中國的變化尤其之快。伍翔宇當然知道這點，在他少年時代，白紙的價格可不便宜，現在中國大城市連手紙都是細白柔軟的。以前洗衣服沒有肥皂，用皂角都是比較講究的方法。現在洗衣服不僅用上了洗衣粉，甚至還有了洗衣機。根本就不用動手，衣服往洗衣機里面一扔，轟轟隆隆的就給解決了。而且洗衣機也從單缸變了雙缸，連擰都不必，從洗衣桶里面撈出衣服扔進甩干桶直接甩去了水份，晾曬時間大大縮短。別說普通的群眾，就是身為副總理的李潤石經常都忍不住咋舌。

現在中國的結婚三大件變化很快，從鬧鐘、自行車、收音機，變成了手表、冰箱、洗衣機。很多群眾根本連懷表都沒見過，就直接進入了在懷表時代極為名貴的手表時代。曾經被“出身高貴”的大族所壟斷的“奢侈品”，現在變成了城市居民們可以共同享受的日用品。當然，這也造成了城鄉差距的急劇擴大。

反倒是到了日本之后，李潤石找回了不少“熟悉的感覺”，那些舊式的“新鮮玩意”，例如有軌電車還在日本營運，而中國城市已經開始普遍推行帶著兩條長辮子的電車了。碩大的需要上發條的座鐘自日本倒是很常見，那些精巧的木質外殼，雕花紋理，鍍金燙金的裝飾，看著真的很不錯。可是在中國，座鐘甚至沒有來得及全面普及，就被輕巧的石英鐘給代替。塑料外殼，透明的玻璃蒙面，裝兩截干電池就能使用的石英鐘，價格卻只有老實木質座鐘一半的價格。原因么倒是很簡單，木質外殼加工成本比塑料高。

至于機械行業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中國本來就沒有漫長的蒸汽時代，電氣時代很快就將蒸汽時代給拋在了腦后。工業部門中鍋爐還是存在的，卻很少有鍋爐是為了提供蒸汽動力而建造的。這些個五年計劃中，發電站建設，電網建設，高壓輸變電建設從來是重點投資項目。在中國的科技研發行業，無數的錢砸了進去。然后又要再砸無數的錢去建設工廠，調試設備，試運行，接著就跟變戲法一樣生產出海量的產品。通過勞動賺取報酬的勞動者們開始消費著這無數的工業品。即便是親眼看到了這一切，伍翔宇也經常感到有些惶惑，中國的變化太快太劇烈，以至于讓人不太敢相信這些都是真的。

在伍翔宇少年時代，日本已經是比中國更強大的國家了。伍翔宇還隱約記得自己幼年時代，能去日本留學是學習先進文化技術的重要途徑。現在中國淘汰的各種機床，在日本已經是很先進的機床。此時誰要是想靠到日本留學混文憑，那就是一種恥辱了。

這是一個激烈變動的時代，誰跟不上時代，誰就要被拋下。而中國無疑已經跟上了時代，至少在亞洲已經領先于時代。

李潤石很明顯是一個絕對不會沉浸留戀于過去的人，簡單說完了中國淘汰自身落后產業的事情，李潤石就談起了最近一段時間日本的變化，“沒想到北一輝同志還是抓住了日本的矛盾焦點，提出了日本人民的天皇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一出，只怕日本上層寢食難安了。”

伍翔宇聽完這話只是笑了笑，在中國如果說人民的陳主席，這只是非常正常的提法。如果最高領導人不屬于“人民”，那么這位領導人就沒有意義，這是中國的政治正確性。只是在中國君主制已經被徹底埋葬。這些年也頗出過些“自立為帝”的事件，抓捕這些“中國新皇帝”的治安行動，最大出動的是縣里面的武警。最小規模的行動，村里面派了兩個民兵就把“皇帝”給抓了。此類消息在報紙的娛樂版上都排不上頭條。見日本人民真的相信皇帝能夠為人民“主持公道”，連伍翔宇這么嚴肅認真的人都忍不住要笑。

李潤石也笑了笑，那笑容里面是真正的大氣，“北一輝是在發動群眾，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人民能被發動起來就是勝利。只有經歷斗爭，人民才能明白誰是敵人。如果這次斗爭能夠讓人民認識到日本的天皇是日本人民最大的敵人，日本就真的進入了新時代。”

“這距離民主還差得遠。”伍翔宇其實不太在乎日本到底能變成什么模樣，中國不缺乏告御狀的戲劇，作為副總理，伍翔宇一想到如果中國出這種事情，他第一感覺是不自在。

“民主首先是同一階級內部的問題，如果中日處于敵對關系的兩支軍隊打仗，難道還能靠民主投票來決定結果么？”李潤石笑道，“既然日本民眾試圖尋求屬于自己的利益，這種斗爭過程就必不可少。”

伍翔宇聽了這話，干脆就亮明了自己的立場，“我現在考慮的是國內，想建立基于科學基礎上的民主，任重道遠。這過程不亞于一場改朝換代的激烈革命。”

“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潤石答道，“人民想解放自己，是無比艱辛的道路，我覺得這是一場更深刻的進步。日本勞動人民連如何獲得本階級解放的道路都沒能找到。而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逐步考慮人民獲得自我解放的道路，這難道不是真正的進步么。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變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千秋萬代，不能進步就不可能獲得解放。”

雖然是從日本問題開始討論，中國的兩位中青年領導者卻很自然的就把問題轉向了中國國內。雖然不是故意的，但是兩人都感覺到日本沒有太多可以談論的內容。不是他們看不起日本，而是日本眼下面臨的事情與中國相差太遠。中國國內已經經歷過這個階段，中國人民已經從舊制度下解放出來，日本革命者們要走的道路依舊漫長。

所以在1936年2月2日，中國與日本簽署了協議后，李潤石與伍翔宇就離開日本返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