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想法混在一起，政委原先覺得自己有點想明白了要點，然而又陷入了更多的迷惑。如果簡單的承認朱姚那種冷酷的做法是對的也不失為一種解決思路，不過政委恰恰最不想承認這種思路，如果對人命毫無感覺，只是用一種所謂“科學”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政委絕對不能承認那就是革命。

看政委這一輪的思路終于結束了，何足道問道：“你覺得孩子死去這件事是錯的么？”

“是的。”政委回答的很干脆。

“那么我希望你作如下工作，以你認為正確的思路重新制定這次的行動計劃。可以么？”何足道說道。

“好。”政委答道。

何足道點點頭，“而且這次的討論也會成為我們的典型案例，以后會在政治部的培訓上進行全面討論。所以你要配合心理咨詢部門進行心理分析。”

政委愣住了，“這”

“這是命令。”何足道沒有給政委辯駁的機會，政治部的命令執行力度不比軍事部門更弱，上級對下級的命令更具強制力。

送走了長江艦隊的政委，何足道也覺得很無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會給人帶來很大的痛苦，若是真的能夠達成實事求是的境界，那估計是神的境界了吧。人民黨建立的心理部門其實正式的名稱已經是“人類行為學研究中心”，研究方向死扣“實事求是”，所以首批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是“反常識”的。

最尖銳的一個例子莫過于人類思維特征，最新的假說認為，人類認知是一個“思維將觀察到的片段用想象組合成連貫性”的過程。即便這個假說還是問題多多，其本身甚至也是“殘缺不全”的。但是其核心就是人類的觀察分析能力的不可能對每一個運動環節有全面的確定，那么所有認識的基礎都是各種片段與碎片，即便通過各種儀器裝置的幫助，也只可能無限的接近事實，但是無法描繪出準確的事實。

光這么一個認知就在討論中引發了巨大的轟動，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就是真實。但是這個理論基于唯物主義的事實基礎證明了，人類現在不可能看到真實。這首先就動搖了常識。

好在人民黨的理念是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政治課上早就反復講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總算是沒有造成思維混亂。不過怎么基于這種科學的態度來指導每個人的行動，這就讓研究理論的同志腦袋都要爆炸了。

更重要的是，人類行為學研究部門的那幫“神經病”們還冷酷的提出了另外一個很實在的問題，“即便愿意接受實事求是的態度，尚且會遇到這么多問題。那么因為感到痛苦而選擇不接受實事求是的那些人，我們應該怎么說服他們經歷巨大的痛苦去面對事實呢？”

周樹人雖然沒有參與到這個行為學討論中去，不過他仿佛是有心靈感應一樣，寫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以對答的方式提到：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因為這文章的緣故，加上周樹人本人擁有的醫學專業背景，人類行為學研究中心干脆正式向周樹人發出邀請函，想聘請他作為研究員。

且不說“人類行為學研究中心”四處招兵買馬的問題，關于“群眾路線”的更深層次討論就逐漸浮現出來。原本很多人的憑經驗認為“人是天生不同的”，現在逐漸有了更多的物質研究基礎。托了人民黨內部對科學的寬容風氣與制度，有些同志干脆就提出了“自我改造的主動性”問題。

人民黨黨員都經過考驗，或者說物以類聚，這幫人都是有相當程度的主動性，若是簡單的把這些人的主動性等同于所有人都有這種強烈的主動性，明顯是不科學的認知。

如果進行涉及面相當狹窄的推斷，就有了一個“悖論”，實事求是的過程帶來的是“基于不同利益追求的成功率極大提升”，那么實事求是本身是否就成了一種成功學？這豈不是成了倒果為因么？

同樣，如果以世界本質進行討論的話，社會改造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怎么促進人類“向前進”？如果有人覺得能夠接受自己所處的情況，那么怎么對待這些人。

最關鍵的是，有人提出了要“在科學的基礎上”對“統治階級”以及“統治者”進行明確定義。這無疑是打開了一扇極為麻煩的大門。

與這些人的理論狂飆造成的思想混亂相比，長江艦隊政委那點子煩惱根本不算什么。作為總政委的何足道本人甚至不能簡單的把這些思想研究推給黨口的同志，畢竟思想工作實踐層面上，政委們責無旁貸。

很多革命理念堅定的同志都認為，革命要建立的是一個平等的世界。所以萬一理論部門整出一個“人生來就完全不平等”的理論基礎出來，那后果完全是顛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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