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商人前往日本、馬尼拉、會安、巴達維亞，利潤大約在50%-150%之間浮動。這還是托了中國銀貴而外國銀賤的好處，簡單的來說，便是這時代的匯率不平等，給大明貨物提供了加成。

一旦這個不正常的匯率被拉平，國內外的白銀價值相當，那么近海貿易的利潤必然會跌落到50%上下。

因此開拓跨洋貿易，自然是每個中國海商的渴望。但是遠洋貿易不同于近海貿易，不熟悉的風土人情和天候水文，大大的增加了跨洋貿易的風險。

所以當歐洲人開啟大航海的時候，乃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發起的新航路探險計劃作為開端，而不是某個渴望獲得東方商品渠道的大商人組織的探險。

這完全便是因為，開拓新航路從來不是什么賺錢的生意，也不是成功率極高的探險航行。相反，先驅者冒著極大風險和巨大投入換取來的新航路資料，最終為后來者發家致富指明了道路。

雖然現在已經快到大航海時代的尾聲，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地區都已經被歐洲航海家所發現，仰仗著這些歐洲航海先驅的工作，大明人從耶穌會傳教士翻譯的歐洲書籍中，也開始漸漸的認識了自身所處的世界是個什么樣的狀況。

但是各個海域的水文天候資料，各個港口的潮汐規律，歐亞航線的具體行程，這些最為要緊的資料，都牢牢的鎖在了歐洲各航海國家的金庫中，從來是秘不示人的。

大明海商想要建立自己的跨洋貿易航線，就必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入到探索世界的海洋探險中去。這種探險光靠私人的力量是不足的，同樣是需要朝廷出面組織，以國家的力量探索出新航線，并保護本國的商人在新航線上進行自由的貿易。

當朝廷表現出了這樣的傾向之后，原本還在觀望的東南各省海商們就出現了分裂。一部分海商認為，應該趁著海商協會剛剛成立，還沒有完全把持海外航線的時候參與協會，從而為他們自己贏得應有的權益。

而另一部分海商則覺得時間還不夠，現在朝廷雖然喊著開海的勢力占據了上風，但是在地方上支持禁海的聲音同樣不少。以大明朝廷以往在海禁政策上朝令夕改的歷史來看，現在轟轟烈烈看似熱鬧非凡的開海之策，未必就會一帆風順的堅持下去。

更何況，探索跨洋航線是非常花錢和花時間的工作。現在加入海商協會，顯然是要為此花錢出力，在看不到收益的狀況下掏出這么大筆錢財，顯然讓這些海商有些猶豫不決。

對于這些瞻前顧后的保守海商的想法，那些想要盡快參加協會，參與到探索新航路計劃的海商們自然是不會接受的。最終雙方鬧了個不歡而散，而這些海商們則推舉出了十多名代表，上京向朝廷請愿，請求加入海商協會，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這些商人代表的到來，倒是讓崇禎著實高興了一段時間。畢竟這些海商勢力雖然不大，但是勝在人數眾多，遍及了江浙、閩廣地區。

有了他們加入海商協會，不僅削弱了地方上那些縉紳豪商的力量，減少了他們的羽翼。又替他在海商協會中找到了一個新聲音。

雖然鄭芝龍等東南沿海海商對于皇帝支持的北方海商還算客氣，但是這些北方海商代表畢竟對海洋不怎么熟悉。被崇禎保下來的許心素，同鄭芝龍敵對，但不意味著他會親近北方本地的海商。

而協會內部的北方海商雖然忠實于崇禎，只要皇帝有什么命令，他們都能在協會中一一落實。但是，在海洋事務上，這些海商目前還只能做鄭芝龍等人的學生。就許心素在私下的說法，論到對海洋的了解，這些北方人還不及他船上的一名水手。

雖然擁有著后世眼光的崇禎，能夠在大的方向上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是對于風帆時代的海洋事務上的細節問題，他的表現同樣和旱鴨子沒什么兩樣。

畢竟在這個時代，同一時間出港的船只，有些船只會以最快的速度到達目的地，有些船只則要拖延了數倍時間，還有些船只或許根本就到不了目的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便是在于風的緣故，和駕駛船只的船長對于風的利用效率上。

所以當朱由檢在協會上談起歐亞海上貿易規模，及歐洲各國海上力量在東南亞的對比分析時，一干代表只能閉嘴聽著他說。

但是當鄭芝龍等人說起臺灣到大陸之間的黑水洋特征，和各季節渡過**時需要注意的事項時，朱由檢同樣只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