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非法小報的狀況，一是因為朝廷推行了小學教育、掃盲運動和白話文、標點符號之后，能夠看得懂小報內容的京城中下層人士開始迅速增長了起來。

作為大明首善之區的京城，因為外來商人和官員人口遷移的關系，原本識字率就遠遠高于北方地區，只是略低于江南的幾個富裕城市而已。

按照崇禎元年對于全城人口的調查，能夠寫自己名字的男子高達60%，能夠寫自己名字的女子則是43%。而認識幾百字，可以讀寫簡單信件的人口，大約在35%左右。粗通文墨，能夠看懂朝廷詔令，還能記賬的人口，大約在20%左右。

到了崇禎三年初，認識八百字，可以讀寫白話文文章的人口，已經上升到47%。在這個將近百萬人口的都城，這個識字人口便達到了驚人的40多萬。

京城識字人口的上升，加上崇禎連續對京城娛樂事業的打擊，使得京城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平日里最愛的賭博和**娛樂，他們不得不給自己尋找新的娛樂項目。

由于造紙工坊的大量修建，在加上印刷業的發展，照明工具的成本不斷下降。白話文小說、報刊等文字類的精神食糧，便成了京城百姓晚間最為廣泛的一項娛樂消遣。

而京城內大量工坊的修建，也使得京城百姓的收入開始不斷提高，這使得他們開始消費的起廉價的讀物和煤油、蠟燭等商品。正因為京城百姓出現了這種需求，便使得朝廷對于報刊讀物的禁止，始終無法獲得什么成效。

特別是當大明時報推出了廣告這一盈利模式之后，市場上的小報經營成本就更低廉了，小報的種類也就發展的更多了。而不管是經營這些小報的文人，還是朝廷的一部分官員，都認為百姓有自由說話的權力，朝廷不應該強行禁止這些小報的運營。

這些官員的態度，也使得一部分小報的創辦人即便是被官府抓住了，也很快就被釋放了出來，只是被沒收了一些沒有售出的報紙了事。執法既然不嚴厲，而經營小報又所獲不菲，屢禁不止也就是理所當然的狀況了。

當燕京大學同維護倫常觀念的士人發生沖突時，最為興高采烈的不是旁人，正是京城的這些小報業主們。不管是報道雙方沖突，還是收了守舊士紳的錢財，幫助士人說話，都給他們帶去了不小的盈利。甚至不少小報還借此擴大了影響力，從數百份的無名小報，迅速發展到了上千份的街頭報刊。

不過當勛貴和京畿的地主們開始插手這場輿論戰之后，守舊士紳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勢頓時就翻盤了。

豐城侯李承祚一邊讓不少勛貴和士紳出面，狀告京城內的一些小報內容污濁，不是描寫**就是宣傳迷信，甚至公然宣揚白蓮教的**，這不是在皇帝眼皮底下謀反么？

北京市市長劉重慶對于這些勛貴士紳的施壓自然不敢怠慢，只能命令市政廳的官吏對各種小報進行查封，對于屢犯不改者處以勞教。

迫使官府對京城各類小報進行控制之后，豐城侯等人又聯合籌措了一筆款項，對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小報進行收購，并命令他們刊發攻擊守舊士人的文章。

而且，豐城侯等人還購買了京城不少印刷廠和大量的印刷紙，迫使支持守舊士人的小報斷刊或抬高成本，使得京城百姓選擇其他更為廉價的小報，當然這些小報都是支持學生們的。

在這種連環打壓之下，不過3、4天功夫，原本穩居上風的守舊士人們的聲音，便迅速從京城百姓的耳邊消失了。

再加上一部分紡織工坊的工坊主主動打開了工坊大門，邀請一些德高望重的鄉老入內參觀，以證明工坊內并不是什么誨淫誨盜的場所，只是一些女工聚集勞動的地方。

京城百姓們因為輿論爭論而生起的不安，終于慢慢釋去了。守舊士人在京城百姓之間引發的輿論戰，終于宣告全面失敗。他們只能將目光轉向了朝廷，希望能夠在朝堂上贏得支持。

看著在輿論中穩站上風的，投資實業的勛貴和士紳們，朱由檢雖然大為開心，但也不由生出了一絲警惕。

雖然他希望新興的工商業勢力能發展起來，但是他可沒想過要讓他們發展到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