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這是冷兵器時代作戰的一般規律，當然這是指雙方戰力、士氣相近的狀況下的規律。

以此前明軍的低落士氣，加上以步兵對騎兵的野戰，雖然這場戰爭消滅了一千八、九百敵人，但是明軍損失的人數也差不多是這個數目。不過贏得了勝利的明軍，因為控制了戰場，所以除了當場死亡的明軍士兵，其他負傷的人員都被一一救治了下來。

在隨軍軍醫的評估下，大約一千余人在傷愈之后就能重返軍隊，還有四、五百重傷員則會有不同程度的殘疾。按照新條例建立的野戰醫院以極高的效率處理了所有傷員，并迅速將這些傷員單獨安置了起來。

朱由檢登基后對于外科醫學和軍醫學的重視，終于在這場戰爭結束后得到了回報。遼東軍將士看到傷員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終于消除了一些對于負傷的恐懼。而崇禎在作戰會議結束后就去視察了野戰醫院，并對受傷將士承諾，即便是傷愈后失去了作戰能力，朝廷也會安排他們今后的生活，這讓不少確認自己可能會殘疾的重傷員們，也釋懷了不少。

在以往，每次作戰結束之后，負傷將士的徹夜哀嚎聲總能讓一只軍隊的士氣低落幾日。不過在灤河之戰后，明軍將士們卻沒有再聽到這種可怕的哀嚎聲。而第二日一早向后方運送的傷員所表露出來的樂觀精神，倒是讓不少明軍將士拋下了不少包袱。

也就是在這個早上，祖大壽等遼東將領才發覺，除了他們身邊長時間養育起來的家丁之外，他們屬下的普通將士，在這一戰之后，對于皇帝的忠誠已經超過了自己。這種忠誠并不是出于以往對于皇權的敬畏，而是切實的對于崇禎本人的效忠。

如果說，祖大壽等將領在崇禎登基時還有些持功自傲的心思，認為沒有他們在遼東前線抵擋住后金軍隊，朝廷就不能在京城高枕無憂。要是朝廷想要打他們的歪主意，他們一撂攤子，看誰能來遼東指揮這只軍隊抵擋后金的進攻。

這些遼東將領的小心思，在新軍連續取得了豐鎮、石門勝利，皇帝又親自趕到東路軍中督戰，不僅獲得了灤河之勝，還贏得了遼東軍的軍心之后，迅速的不翼而飛了。

他們之前敢對朝廷派往遼東的文官種種糊弄，完全是覺得這些文官們既不知道遼東的實際情況，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安撫普通將士，只是一味拿著朝廷大義施壓，搞得遼東軍民對于朝廷失望之極。

因此他們只要稍稍煽動軍隊，那些文官就無計可施，最終不得不向他們妥協，只有依賴于他們去管治遼東軍民。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這些資本，所以祖大壽等遼西將門才敢大肆在關外圈地，吸納遼民為自家屯田，并同一些不法商人勾結，向后金走私各種物資。

一旦當他們意識到，朝廷手中還有一只能夠抵擋后金的軍隊，而皇帝能夠在戰場上驅使遼東軍作戰，還能贏得勝利，他們在皇帝面前成了可有可無的人員之后，這些將領便立刻向崇禎屈服了。

更何況，這位少年皇帝不僅不好糊弄，而且心腸也硬的很。至少祖大壽就覺得，他是不敢在戰場上公然對著自家逃兵開炮的，否則手下的將士說不定在戰場上就要嘩變了。祖大壽甚至以為，崇禎命令吳襄等逃將進攻金山上的敵人營地，估計都沒想過要讓他們全部活下來，只不過吳襄他們的運氣不錯，被包圍的敵人根本沒有拼命的打算，選擇了逃亡突圍而已。

同那些意識到形勢發生了變化就立刻向皇帝屈服的武臣們不同，一直心懷不安的王在晉、王之臣等文官，在得到了這場戰斗勝利的消息之后，并沒有感到心安，而是更為擔憂了起來。

這種擔憂不僅僅在于，他們生怕年少氣盛的皇帝因為連續輕易的獲勝而過于輕視了后金軍隊，最終讓大明軍隊遇到一個更大的挫折。

還有一種不能語的不安，便是皇帝動員起遼**軍作戰勇氣的方式，既不是君臣大義也不是儒家的道德學說，崇禎所具有的這種看起來脫離了圣人之道的思想，讓王在晉、王之臣等文官們，極為擔憂崇禎會成為又一個離經叛道的正德皇帝。

不，應該說，崇禎現在所做的事，要比正德皇帝走的更遠。畢竟正德皇帝只是厭煩于繁瑣的禮儀制度，從大體上來看，還是極為敬畏圣人之學的。

但是看崇禎之行事卻有所不同，這位少年皇帝在登基后沒有遵從于慣例，召開經筵以接受圣人之學的教誨，反而設立了皇家科學院這樣一個研究旁門左道的機構。如果不是皇家科學院并不屬于朝廷設立的官方機構，而是由內府撥款設立的一個沒有名分的機構，估計一開始都成立不了。

因為東林黨人和閹黨成員之間的爭斗，使得崇禎在登基時得到了極為寬松的環境，而這位少年皇帝也除了設立皇家科學院的舉動之后，還把兩京國子監也改為了兩座大學。不管是皇家科學院也好，國子監改成大學也罷，這兩個機構對于大明朝堂來說，都不是什么可以左右朝局的存在，因此也就沒有人愿意冒著觸怒皇帝的風險進行反對。

但是當皇家科學院同大學聯系在一起之后，就如同發生了某種變化一樣，在年輕士人之間掀起了極大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力多在北方士人的群體內，但也已經足夠被皇帝用來傳播自己的聲音，以對抗左右士林輿論的清流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