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貝勒阿敏坐鎮國內，后金八旗主力尚在，加上投降后金的漢人軍將未動，因此雖然黃臺吉抽調人馬出征察哈爾，但是國內的防御依然穩固不搖，不是可以輕易進攻的對象。

自從同后金議和之后，大明和后金就開始了初步的接觸，原本對于后金軍制和國內形勢一無所知的大明朝堂，終于開始對這個崛起于遼東的野人部族有了一個模糊的概念。

和女真人打了近十年的仗，大明君臣對于后金的了解，也不過是努爾哈赤、八旗軍隊等寥寥無幾的名詞而已。同后金議和之后，不過一年時間的貿易往來，**謀部和內閣大臣們得到的關于后金的消息比過去十年的總和還多。他們總算知道了，現在后金國內除了一個大汗之外，還有四大貝勒共同議政，十固山貝勒執政的怪異制度。

而對于**謀部和兵部官員來說，他們終于不用費心的從前線將領的戰報中去估算后金的軍力了，那些將領報告中，動不動就是擊退了長甲兵十余萬，短甲兵十余萬，都快要把女真人形容為撒豆成兵的妖人了。

根據社會調查局的報告，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以來，八旗名下初有牛錄200個，到了今日大約總數已經達到了246個牛錄。

牛錄原本是從前建州女真出兵打獵時設置的臨時首領，當時女真人以每十人為一牛錄，推舉出一名首領，以指揮這一牛錄打仗或是圍獵，牛錄首領又被稱之為箭主。

努爾哈赤吸收了建州女真這一傳統習俗，制定了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的八旗制度。他不但擴大了牛錄的規模，還固定了牛錄首領的地位，從而穩定了建州女真的軍事化組織。

而牛錄也就成為了后金最基本的一個社會單位，屯墾田地，征丁披甲，納賦服役，都以牛錄為計算單位，而八旗制度的實質，便是每300人設一牛錄額真，五個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個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固山就是女真人戶口和軍事編制的最大單位，漢語即為旗，因此也被稱之為八旗制度。

這種嚴密的社會組織形態，顯然要比大明的皇帝-官員-士紳-平民等級制度更容易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在崇禎眼中，如果去掉了八旗制度中的奴隸制和上下級之間的人身附庸關系，那么這已經和人民公社的組織度相差無幾了。

人口百倍于后金，卻屢屢被女真人所擊敗的明軍，其實輸得并不冤枉。撇開雙方軍事統帥的指揮藝術和兩軍的裝備比較，僅僅是軍隊的組織度上，明軍已經差了女真人數條街去了。努爾哈赤可以切實的掌握八旗的每個牛錄額真，但是明軍的統帥除了自己的家丁和親信外，是指揮不動非嫡系部隊的。

在努爾哈赤設想中，每一牛錄設定為300人，出戰時按照三丁抽一人或是五丁抽一人的比例，編組成一個牛錄的披甲兵，由牛錄額真率領。

不過在常年的征戰中，因為戰損和補充丁口的關系，各牛錄人口并沒有接近這種完美的狀態。而且建州女真畢竟還處于一個奴隸社會的形態，八旗旗主實質上就是八旗的奴隸主，而努爾哈赤就是最大的奴隸主。

既然是奴隸主，自然就做不到把自己劫掠的人口財物交給其他人享用，即便是努爾哈赤自己，對于八旗也是有著遠近親疏的不同態度的。因此努爾哈赤自領的兩黃旗自然是兵強馬壯，往往能夠優先獲得人口和財富的分配，其名下牛錄規模常常超出300人的標準。

至于關系疏遠的兩藍旗和建立時間較晚的兩白旗，不僅牛錄人口往往不能達標，就連牛錄數量也少于各旗。

黃臺吉登基之后，雖然很快控制了兩白旗，并同原先的兩黃旗進行了交換，成為了新的兩黃旗。但是實力強橫的新兩白旗，很快便團結在了多爾袞兄弟身邊，以阻止黃臺吉繼續對這兩旗進行削弱。

黃臺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牛錄的基本人數降到200人，并規定每牛錄出兵60人，其中或多或少，務于三人中選一人。他牛錄甲雖有余，亦不許補不足。

這條規定顯然是針對人丁茂盛的兩白旗和正紅旗，畢竟后金一向依靠劫掠為生，出兵的多寡，直接影響到戰利品的分配。人多口雜的兩白旗和正紅旗，如果每次出兵都和其他旗獲得的戰利品一樣，那么那些八旗將領們必然會被手下的旗丁們所埋怨。

按照這個情報，黃臺吉出動的八旗甲兵不會超過5000人，按照每一甲兵配備兩名無甲兵計算，就是15000人。這些無甲兵，大多是女真人攜帶的奴隸或是子侄，負擔出戰時的后勤、雜役等工作，也在戰后負責向后方運回戰利品。

除了這些八旗軍將之外，便是黃臺吉及以下的女真親貴身邊的親兵家將，因此女真人此次出征察哈爾部的兵力，不算蒙古附庸部落的兵力，應當在1萬5千到2萬之間。

按道理說，以這樣的兵力攻打察哈爾部是足夠了，但是攻打有著長城防線的大明，顯然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崇禎心里依然還是不能釋懷，只要黃臺吉的軍隊一日沒有同察哈爾人交戰，他總覺得這件事就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