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想要真正把大會通過的商稅改革方案落實下去，把商稅按照規定征收上來，這卻是另一回事。

大明是一個宗族社會，自然商人勢力的興起，也是按照地域發展起來的。

圍繞洞庭湖、太湖區域的商人，蘇松一帶的布商等等，但是真正能影響到大明各地商業活動的商人勢力，卻只有兩個。

一個是以山右商人為代表的，山陜商人。他們主要靠輸邊的糧食和鹽兩門生意發展起來的，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區的商業。

隨著開中法的衰敗，朝廷對于邊境貿易的打擊和控制，這些商人們逐漸把財力轉移到了兩淮鹽業上。淮揚鹽商曾經就是晉商的代名詞。

當然，隨著大明朝政的**，中樞威望不斷下降。西北地區的邊境貿易又再度活躍了起來，不過都是以邊軍和商人勾結實施的走私貿易為主。

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這些在大明中后期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徽州商人，憑借著糧食、木材和典當行的生意發家，在長江以南擁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在長江以南的部分內陸地區，甚至有無徽不成市的說法。到了崇禎登基的時候，徽州商人的財力，也開始逐漸向兩個行當上聚集了。

一個是典當業，徽州商人同官員之間的良好關系，及同鄉之間的互助精神，使得他們可以籌集起較大的資本，和降低無法回收債務的風險。

而另一個，則是大明商人們都眼紅耳熱的鹽業。朝廷每年所收到的鹽稅不及正常額度的十分之一，而各地的鹽價卻始終居高不下。可想而知，鹽業的暴利都落進了誰的口袋。

一個一文不名的商賈，找到門路進入鹽業之后，十數年后就能聚斂起十幾、數十萬兩的資產，這種商業神話只會發生在鹽商之中。

資本是趨利的，正因為鹽業的這種暴利，導致了大明的財富不斷的向鹽業集中，而無法分潤給其他手工業。這也使得，江南的經濟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雇傭關系，卻始終不能跨過最后的門檻。

如果朱由檢想要在商人代表大會通過征收商稅的方案后，盡快落實這些措施，憑借現在**而低效的大明征稅體系，顯然是完不成這個任務的。

而朱由檢認為，最適宜監控這些商人經濟活動，協助稅收工作的，某過于晉商和徽商手中的典當業了。

拉攏其中一方，打擊另一方。無疑是政治斗爭的不二法門，同樣也適用于商業活動。

徽州商人雖然通過和官員的良好關系，為自己的商業活動保駕護航，從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但是起步太遲，根基不穩，終究是他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弱點。徽州商人雖然打入了兩淮鹽業，但是舊有的鹽商們依然維持著自己的特殊地位，并打壓著徽州商人在鹽業中擴大份額。

比如說淮揚外地鹽商在揚州可以落下戶籍，叫做商籍。憑借這個商籍，鹽商子弟能夠獲得特殊的童生配額，事實上這就等于向這些鹽商家族開放了進入仕途的門禁。

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能獲得商籍，出身山陜的淮揚鹽商就極力反對徽州商人在揚州落籍，而這也是晉商和徽商之間矛盾最大的一點。

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以林塘范無病、休寧汪逢元、程德斡為首。范無病經營米業，汪逢元經營典當業、程德斡是一名木商。

雖然徽商代表中沒有鹽商，但是代表江蘇的商人中，卻大多以鹽商為主，包括晉商和徽商出身的鹽商。

這些天來，皇帝對于晉商和徽商資料的搜集，同樣看在了王承恩等宮內太監的眼里。

就他們的立場來說，自然是傾向于晉商。畢竟山西就在北方，且晉商發家久遠，在京城中還存留著不小的影響。

長蘆鹽場尚未被四海商行吞并之前，長蘆鹽場出產的食鹽就基本上被晉商所收購。

因此當崇禎離開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會場后，在會同館內騰出來的一間房間內，繼續研究晉商和徽商的資料時。

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禎說道：“陛下，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后就四處奔走，企圖拉攏朝廷官員為他們向朝廷主張，凡是揚州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臣以為，這些徽州商人汲汲于利益，恐非良善之輩。